近日拜读了魏学先生的大作《〈20世纪美国文学史〉的问题》（下称“魏文”），颇受教育，但其中提出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很值得商榷。魏学抓住拙作《20世纪美国文学史》（下称《文学史》）中的一些错字漏字和译名大做文章，否定它是一部专著，并影射笔者窃取若干合作者的成果。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，笔者不得不在此作出回答，以正视听。“魏文”对《文学史》的非难主要有三个方面，下面针对其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。
（一）关于欧美名作家和作品的译名问题：“魏文”首先指责我“对著名的、早已约定俗成的作家名、作品名极其不负责任的乱译。”这是十分主观、片面的。
事实上，我国欧美名作家和作品汉译名的问题由来已久，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和变化过程。从林纾汉译西洋文学名著问世以来，许多欧美名作家和作品存在不同的译名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70年代初至今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外国文学》（1982）和辛华编的《英语姓名译名手册》（1970）和《世界地名译名手册》（1976）出版后，对汉译名的统一，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但是，一本欧美文学名著有两个甚至三个译名的现象仍然存在，尤其是英美当代名作家和作品的译名，更是如此。“约定俗成”是大家公认的好原则，可是具体实行起来，需要一个过程。况且，有些译名的不同往往涉及到译者对原著理解的不同。这是个很普通的翻译常识。从近几年来学术界的情况来看，欧美名作家和作品的译名大致有三种情况：（1）从两种不同的译名走向统一，大家接受一个共同的译名，如海明威、德莱塞以及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等；（2）一本书两种译名并存，如海明威的AFarewelltoArms，30年代译为《战地春梦》，1950年以后改译为《永别了，武器》；另一部长篇小说ForWhomtheBellTolls，40年代译为《战地钟声》，80年代出版了三种译本，除了沿用《战地钟声》的译名外，又有了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和《钟为谁鸣》两种译名。这几个译名常常出现在一些论文或专著里，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，结果形成多种译名并存的局面。（3）新译介的英美当代名作家和作品的不同译名并存，论文或专著的作者各有选择，求大同存小异，如马拉默德的小说TheAs?sistant，译名有《店员》和《伙计》。
译名的不同与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。英语单词的多义性给汉译名的统一带来一些困难。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不同的方法，也是个重要原因。有的喜欢“意译”，力求传神，不重字义的对等；有的则钟爱“直译”，刻意追求忠于原文。因此，一本书两个译名往往都是有根据的。至于哪一个更好，有待于实践检验。
既然一部英美文学名著的译名不止一个，任何人在写书或论文时都可以有所选择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流行的译名作些修正，或选用新的译名。这是翻译界和学术界常见的事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易卜生的名剧《社会支柱》的译名出现颇久，又有人用《社会中坚》。我选用了后一个译名，“魏文”横加指责，不知我何罪之有？我不懂挪威文，魏学为何不拿挪威文书名来论证呢？究竟《社会支柱》与《社会中坚》有何差别？选用了《社会中坚》的译名，错在哪里？对于威廉斯的名剧AStreetCarNamedDesire，“魏文”讽刺我不采用《欲望号街车》的译名，而选用《欲望号电车》，更是“极不负责任的乱译”！其实，魏学大错特错了。《欲望号电车》并不是我的新发明，而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译名。面对两种译名，我该如何取舍？一是读原著，二是查词典，同时想一想，“街车”究竟是什么车？美国人怎么叫它“街车”？我查了陆谷孙主编的《新英汉词典》，它对street－car的释义是“（美语）市内有轨电车”。后来，我又翻了具有权威性的《美国传统英语词典》，它对该词的解释是：“Apublicvehic1eoperatedontherailsalongthestreetofacity”。由此可见，两本词典对street－car的释义是一致的。从字面上看，它是“街车”，实际上是“市内有轨电车”。因此，我选择了《欲望号电车》的译名。魏学除了凭空训斥人以外，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实《欲望号电车》是“乱译”。
英美名作家和作品的译名常常涉及英汉语音互译的问题，这给译名的统一增加了困难。《新英汉词典》附录的《英汉译音表》和《英语姓名译名手册》等，促进了近年来译名的统一，但不统一的现象依然存在。有的译名统一了，不统一的译名又出现了。要达到基本统一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如Hemingway，30年代译为“海明威”和“汉明威”，1949年以来统称为“海明威”。拙作《文学史》如实地反映了这些变化，采用了大量统一的汉译名。全书涉及150多个作家，600多部作品，加上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，译名不计其数。魏学为什么捞到几根稻草就大肆兴师问罪？值得反思。
众所周知，译名的正确与否及其选择，本来是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，译名的不统一，各人的不同选择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莎士比亚的名剧Hamlet，译名《哈姆雷特》已为多数译者和读者所接受，可是有的老翻译家再版旧译本时仍沿用以前的译名《汉姆莱特》，出版社照出不误，政府也未加干预，因为这是个学术问题，允许个人保留不同的见解。
魏学在非难《文学史》“极不负责任的乱译”时，暴露了他自己无法解脱的矛盾。他一方面否认一本欧美文学名著两种译名的存在，认为易卜生的名剧《社会支柱》不能选用《社会中坚》；另一方面却举出布莱希特的一部作品的译名《三分钱歌剧》或《三角钱歌剧》，这不是承认一本书有两种译名吗？人们还要问：“三分钱”怎么等于“三角钱”呢？在马克、英镑和美元里都有“角”的货币单位吧？魏学何不说说清楚？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魏学俨然以卫道者自居，肆意非难别人。他对译名的复杂性，既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加以理解，对目前存在的一本书两种译名的现象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诚然，笔者并不否认，由于时间匆促，资料有限，《文学史》有疏漏之处。出书后，我又发现了一些错字漏字，这些疏漏有的可能造成读者的误解，有的则可能被个别人所利用。青岛出版社对此十分重视，将在再版时采取必要的措施。
（二）关于《文学史》是不是我个人的专著的问题：这是“魏文”第二个非难。魏学毫无根据地说：“这本文学史很可能不是一人所为，而是若干人合作的产物。”言外之意，这部《文学史》不是我一个人写的，而是将若干人合作的成果占为己有。这种凭空臆造的手法正是“魏文”用心所在，也是魏学蓄意诽谤的要害。魏学固然想像力超人，可是不要头脑发昏。他必须对诬赖别人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谎言代替不了事实。《文学史》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没有其他任何人参加。我亲笔书写的2000多页稿纸可以作证！事实上，《文学史》的所有章节，都可以从我以往有关美国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佐证。这些成果包括已正式发表的有关论文60多篇，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30多篇，以及《美国现代小说艺术探秘》、《海明威传》等专著。这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，加上我20多年的美国文学教学经验，构成了撰写《文学史》的基础。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，也是魏学所否定不了的。
（三）关于《文学史》是不是一部专著的问题：“魏文”谎称我的《文学史》“实际上就是编著”，是“整段整段地翻译、编译者国外相关的文学史，然后移植在书中，并做一些不当的、不符合文学创作实际的改动和发挥。”这完全是欺人之谈。魏学提到的惟一“证据”是美国学者哈桑的ContemporaryAmericanLiterature：1945－1972，并指责《文学史》译入其中“Off－Off－Broadway”两段。显然，这完全站不住脚。
魏学在引用哈桑英文原著书名时，既没有用上英文的书名号，又没有中文的译名，还将ContemporaryAmericanLitera?ture：1945－1972中的American误拼为Aemerican，不知魏学为何出现这些疏漏？在一篇文章里，标点符号和引文格式都十分重要。一再非难别人的魏学怎么如此“不严谨、不负责任，甚至是草率的”？还有，在Off－Off－Broadway三词中，魏学竟将Broadway（百老汇）误拼为Broawday！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词连我国中学生都不会感到陌生。魏学在上述引用的6个英文单词中拼错了2个，这不能不令人对他的英文水准大打折扣！
显然，《文学史》的表述并不是对杰里作品的评价，而只是说明一件史实，即外外百老汇戏剧从何时何地开始。这一点并无失误。史实是惟一的，因此，对一件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表述应该是统一的，不能随意更改或臆造。如果在不同的论著里出现同样的表述是可以的。各个作者从不同的视角，运用同样的史实来说明自己的观点，这在学术界也是常见的事。至于“默默无闻的青年”7个字，经核查，仅是电脑打印和校对中的疏忽。《文学史》出版后早已发现，拟在再版时改正。
魏学无视事实，想将《文学史》弄成“若干人合作的产物”，接着又企图把它贬为“编著”。写得怎样，是一部专著，还是一部集体编译之作，这自有公论。
诚如我在《文学史》前言和后记里所指出的，20世纪美国文学，流派繁多，作品复杂，有的难于准确地把握评析的分寸，有的至今没有现成的参考书可以借鉴。本书仅是抛砖引玉，冒昧做个尝试，缺点和疏漏难以避免。因此，我随时欢迎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。正常的学术讨论有助于共同提高。应该指出，魏学对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重大问题毫无兴趣，对拙作《文学史》也没有提出像样的批评意见，更无意参加正常的学术讨论，而是抓住一些枝节问题乱扣大帽子，妄图将《文学史》全盘否定。这种无端的非难已经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，而是人身攻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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